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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慎重的考察和试用，把帝位禅让给虞舜。虞舜继承了帝尧的良好作风，任用九官十二牧，也出现了天下太平的景象。天下事，可以只由一个人说了算，却不可能只靠一个人治理好。个人的能力再强，即使像尧、舜这样圣明的君主，也必须依靠贤臣的辅佐才能成功。后人常说尧、舜无为而天下治，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用人得当的缘故，还有许多平日根本难以理解的道理，经过杨大人的一番说教，他非但能明白，而且还有自己不错的体悟，况且杨先生模样周正，说话也风趣，教学上更是不拘一格，许多别开生面的教学风格，着实让他欢喜不易，这种教学风格比起些端着架子，板着脸，授其课来只知道一板一眼的风格，他更喜欢，也更能接受杨大人的这种教学方式，所以杨大人授课不过才几个月的功夫，竟成了太子最喜欢的先生了，即便是照顾多年的王先生也要退居第二了。这种表现平日里与王先生的交谈之中，没少提起，王振并非是个容易记仇的人，但危机感还是颇强的，他子宫入宫，摸爬滚打了多年，好不容易才有今日的地位，可以说太子是他实现自己心头抱负的最大的希望，自然不想自己的地位不如其他人了，眼看太子对于杨峥授课赞口不绝，王先生不得不在这上面花费一番心思了，通过研究，他发现杨大人的授课，其实水平并不高，且多采用故事寓人的手段，用在小孩子身上倒也没什么，但问题是这样的教学方式难免显得单薄了些，若面对寻常人家的孩子，这么做也没什么，可授课的不是王子王孙，便是太子，非富即贵，日后也是大有作为的人儿，学得的东西，自然不能太过简单了，若不然也用不着那些大学士月月来授课了，说到底还是为了在学问上给太子更深入一些，看到了这一点，王先生便开始思索了，单说学问他自比不上那些大学士，对于四书五经的理解，治国之道的经验，他都没法与大学士相比，可他也算是做过老师的人，在教学经验上，无疑要比大学士，甚至是比杨峥要高一些，他很清楚自己的学生喜欢什么，自己该说些什么，看明白了这一点，他决议改变自己的教学风格，大学士的四书五经考究个人学问的教学方式他做不了，杨大人这种以图画入手，配以故事，加上自己的个人见解，循环渐进，加以引导的教学方士，他略带不屑，思来想去这事儿还得从太子身上着手，他的教学说到底是为了太子，有了这种想法，这几个月来，他仔细琢磨，倒也想到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法子来，那便是给太子传授帝王之术。
帝王之术中的那个术其实就是一个术——“心术。古往今来为了这个帝王之道，倒也有留下了不少经验，只是碍于这个多是打打杀杀，算计人的勾当，正儿八经的大学士并不愿意，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帝王之道，就是一道成为明君的大道，身处太平盛世的明君，心中应常存节俭的美德，只有这样，才不会伤财害民，坏政败国；尤其是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之后，就更应该时时事事以节俭为准绳来警戒自己，否则，国运就要衰微，社稷也必定倾覆。古代的圣王，虽然智慧高超，才能卓越，但都大智若愚，以拙藏巧。不敢因为自己身份尊贵就颐指气使，飞扬跋扈，也不会因为自己功德伟大就恃功傲物，不可一世。所以他们对此不屑一顾，所以历史上能传授帝王之道的多半不是有功名的人，要么是道士，要么是隐于世间的世外高人，这种人可遇不可求，往往数百年来碰不上一个，所以帝王追求的大道之术并不多，更别说有人对此传授了。发现了这一点，王先生可谓是十分欢喜，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不动神色的将这一套差不多被世人忘记的帝王之道的学问好生研究了一番，鉴于太子还年幼，太过高深的《阴符经》和《鬼谷子》他不敢说，只挑了《韩非子》与《商君书》，尤以《韩非子》为重点，一来这本书把道理都说透了，帝王之道并非玄之又玄的东西，整理起来也容易了许多，太子也容易接受，其次，《韩非子》许多道理也是针对国事，最能看出效果，与他的目的不谋而合，经过一番筹划，他自问对《韩非子》学有所得，这几日有意无意的开始授课听听反应。
一个月前，他传授的是帝王的治国之术，按照他的意思，明君治国都以平静而又谦让为珍宝。不亲自操劳事务而知道了臣子的笨拙与巧妙；不亲自谋略思考而知道臣子办事的吉凶与福祸。所以帝王不必发表意见，应让臣子很好地提出政见；不必规定事情的要求，而让臣子做出更多的功效。臣子提出主张，君主握之以契，事情做了以后，君主握之以符，像用契符一样对臣子加以验证，考核言行是否相符，，作为赏罚的根据。所以臣子向君主陈述主张，君主要根据陈述而交给适当的任务，根据交给的任务责求应有的功效。取得的功效与交给的任务相符，完成的任务与陈述的主张相合，就给予奖赏；功效与任务不合，任务与主张相声违，就予以惩罚。贤明君主的原则，不容许臣了陈述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所以贤明的君主施行奖赏的时候温润得像及时雨一样，百姓都蒙受到他的恩泽；君主施行惩罚的时候，威严的就像雷霆地一样，即使神圣之人也不逃避。所以贤明的君主不随便给人奖赏，也不任意免除刑罚。随便奖赏，群臣就会懈怠，免除刑罚，奸臣就会胡作非为。因此确实有功劳，即使是疏远卑贱之人也一定要给予奖赏；如果确实有错，即使是亲近喜爱之人也一定要严惩。这样一来，疏远卑贱之人就不致于懈怠，亲近喜爱之人就不敢骄横了。本只是试探，却不想太子听了竟十分喜欢，就连外廷的大学士偶有听闻也给予了赞扬，太子的肯定无疑给了王先生莫大的鼓舞，从此对于《韩非子》越发看重起来，记过数月的整理与推敲，他竟统筹出帝王控制统御臣一的方法有七种，君主需要明察的隐秘情况有六种。所谓七术就是七种御下的方法：一是从各人方面参验、观察；二是必须... -->>
经过慎重的考察和试用，把帝位禅让给虞舜。虞舜继承了帝尧的良好作风，任用九官十二牧，也出现了天下太平的景象。天下事，可以只由一个人说了算，却不可能只靠一个人治理好。个人的能力再强，即使像尧、舜这样圣明的君主，也必须依靠贤臣的辅佐才能成功。后人常说尧、舜无为而天下治，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用人得当的缘故，还有许多平日根本难以理解的道理，经过杨大人的一番说教，他非但能明白，而且还有自己不错的体悟，况且杨先生模样周正，说话也风趣，教学上更是不拘一格，许多别开生面的教学风格，着实让他欢喜不易，这种教学风格比起些端着架子，板着脸，授其课来只知道一板一眼的风格，他更喜欢，也更能接受杨大人的这种教学方式，所以杨大人授课不过才几个月的功夫，竟成了太子最喜欢的先生了，即便是照顾多年的王先生也要退居第二了。这种表现平日里与王先生的交谈之中，没少提起，王振并非是个容易记仇的人，但危机感还是颇强的，他子宫入宫，摸爬滚打了多年，好不容易才有今日的地位，可以说太子是他实现自己心头抱负的最大的希望，自然不想自己的地位不如其他人了，眼看太子对于杨峥授课赞口不绝，王先生不得不在这上面花费一番心思了，通过研究，他发现杨大人的授课，其实水平并不高，且多采用故事寓人的手段，用在小孩子身上倒也没什么，但问题是这样的教学方式难免显得单薄了些，若面对寻常人家的孩子，这么做也没什么，可授课的不是王子王孙，便是太子，非富即贵，日后也是大有作为的人儿，学得的东西，自然不能太过简单了，若不然也用不着那些大学士月月来授课了，说到底还是为了在学问上给太子更深入一些，看到了这一点，王先生便开始思索了，单说学问他自比不上那些大学士，对于四书五经的理解，治国之道的经验，他都没法与大学士相比，可他也算是做过老师的人，在教学经验上，无疑要比大学士，甚至是比杨峥要高一些，他很清楚自己的学生喜欢什么，自己该说些什么，看明白了这一点，他决议改变自己的教学风格，大学士的四书五经考究个人学问的教学方式他做不了，杨大人这种以图画入手，配以故事，加上自己的个人见解，循环渐进，加以引导的教学方士，他略带不屑，思来想去这事儿还得从太子身上着手，他的教学说到底是为了太子，有了这种想法，这几个月来，他仔细琢磨，倒也想到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法子来，那便是给太子传授帝王之术。
帝王之术中的那个术其实就是一个术——“心术。古往今来为了这个帝王之道，倒也有留下了不少经验，只是碍于这个多是打打杀杀，算计人的勾当，正儿八经的大学士并不愿意，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帝王之道，就是一道成为明君的大道，身处太平盛世的明君，心中应常存节俭的美德，只有这样，才不会伤财害民，坏政败国；尤其是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之后，就更应该时时事事以节俭为准绳来警戒自己，否则，国运就要衰微，社稷也必定倾覆。古代的圣王，虽然智慧高超，才能卓越，但都大智若愚，以拙藏巧。不敢因为自己身份尊贵就颐指气使，飞扬跋扈，也不会因为自己功德伟大就恃功傲物，不可一世。所以他们对此不屑一顾，所以历史上能传授帝王之道的多半不是有功名的人，要么是道士，要么是隐于世间的世外高人，这种人可遇不可求，往往数百年来碰不上一个，所以帝王追求的大道之术并不多，更别说有人对此传授了。发现了这一点，王先生可谓是十分欢喜，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不动神色的将这一套差不多被世人忘记的帝王之道的学问好生研究了一番，鉴于太子还年幼，太过高深的《阴符经》和《鬼谷子》他不敢说，只挑了《韩非子》与《商君书》，尤以《韩非子》为重点，一来这本书把道理都说透了，帝王之道并非玄之又玄的东西，整理起来也容易了许多，太子也容易接受，其次，《韩非子》许多道理也是针对国事，最能看出效果，与他的目的不谋而合，经过一番筹划，他自问对《韩非子》学有所得，这几日有意无意的开始授课听听反应。
一个月前，他传授的是帝王的治国之术，按照他的意思，明君治国都以平静而又谦让为珍宝。不亲自操劳事务而知道了臣子的笨拙与巧妙；不亲自谋略思考而知道臣子办事的吉凶与福祸。所以帝王不必发表意见，应让臣子很好地提出政见；不必规定事情的要求，而让臣子做出更多的功效。臣子提出主张，君主握之以契，事情做了以后，君主握之以符，像用契符一样对臣子加以验证，考核言行是否相符，，作为赏罚的根据。所以臣子向君主陈述主张，君主要根据陈述而交给适当的任务，根据交给的任务责求应有的功效。取得的功效与交给的任务相符，完成的任务与陈述的主张相合，就给予奖赏；功效与任务不合，任务与主张相声违，就予以惩罚。贤明君主的原则，不容许臣了陈述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所以贤明的君主施行奖赏的时候温润得像及时雨一样，百姓都蒙受到他的恩泽；君主施行惩罚的时候，威严的就像雷霆地一样，即使神圣之人也不逃避。所以贤明的君主不随便给人奖赏，也不任意免除刑罚。随便奖赏，群臣就会懈怠，免除刑罚，奸臣就会胡作非为。因此确实有功劳，即使是疏远卑贱之人也一定要给予奖赏；如果确实有错，即使是亲近喜爱之人也一定要严惩。这样一来，疏远卑贱之人就不致于懈怠，亲近喜爱之人就不敢骄横了。本只是试探，却不想太子听了竟十分喜欢，就连外廷的大学士偶有听闻也给予了赞扬，太子的肯定无疑给了王先生莫大的鼓舞，从此对于《韩非子》越发看重起来，记过数月的整理与推敲，他竟统筹出帝王控制统御臣一的方法有七种，君主需要明察的隐秘情况有六种。所谓七术就是七种御下的方法：一是从各人方面参验、观察；二是必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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